人物生平

生逢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看望母亲。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仕官之初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同年四月，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尉。他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次年拜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白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同时，他为报君王提携之恩，频繁向唐宪宗上书言事，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宪宗的错误。其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反而劝宪宗广开言路。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满改官，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翌年（811年）四月因母亲陈氏去世而离职丁忧，回到下邽。元和八年（813年）冬，白居易再度入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

贬谪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愤而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执政者认为是越职言事（白居易是太子属官而非谏官，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政事）。适逢有人一向嫉恨白居易，污蔑他浮华无德，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他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伤教化，不宜公开传播。执政者正厌恶白居易多言，便借此机会奏请贬他为“江表刺史”，结果中书舍人王涯又说他不适合治理州郡。于是，朝廷再追贬白居易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此后一个时期，白居易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他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到任。

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并著绯衣，与元稹“同在纶阁”。

任职苏杭

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转任中书舍人。但这时唐穆宗荒纵，执政者不胜其任。白居易屡次上书论说当时河朔藩镇的处置问题，穆宗不能采用，于是他自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罢相出外，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他们曾在两地交界处聚会，数日才分别。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后来，白居易在杭任期已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改任苏州刺史。后因病去职，曾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晚岁光景

太和元年（827年），唐文宗召白居易入朝，拜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服。九月上诞节，文宗召白居易与僧人惟澄、道士赵常盈在麟德殿前讲学。白居易说理深奥，谈锋锐不可挡，言辞清晰畅快，文宗深为叹服。太和二年（828年）正月，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829年）春，因病回洛阳履道里，求授分司官，被任命为太子宾客。

太和时期，牛李党争逐渐兴起，白居易的妻子是与牛党李宗闵交好的杨颖士的姑母，他担心自己被当作李宗闵一党而遭罢黜，于是请求置身闲散之地，以求避祸。在此期间，白居易所任官职，都未能任满，大多因病被免，他也坚决要求做分司官，受到有识之士的称赞。大和五年（831年），出任河南尹。同年七月，元稹去世，白居易于次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并把元家给自己的六、七十万润笔钱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太和七年（833年），再度被授为太子宾客分司。

“甘露之变”后，“衣冠涂地，士林伤感”，白居易更无仕宦之心。开成元年（836年），他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却称病推辞不赴任，后改任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开成四年（839年）冬，白居易得风疾，卧床数月不起，于是遣放诸妓女樊素、蛮子等人，并自撰墓志，病中仍作诗不止。会昌元年（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会昌四年（844年），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宅园，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七十四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自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安逝洛阳

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846年9月8日），白居易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获赠尚书右仆射，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后经其堂弟白敏中请求，白居易被追赐谥号为“文”。

主要影响

政治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历史评价

唐代

• 顾况曾见到白居易的文章，若有所失道：“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
•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 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列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 顾陶《唐诗类选后序》：“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
•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到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五代

• 刘昫、赵莹等《旧唐书》：
• ①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
• ②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
• ③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
• ④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 ⑤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宋金元

•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 ①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
• ②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 欧阳修《六一诗话》：“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 苏辙《诗病五事》：“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 蔡绦《西清诗话》：“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为苏小，虽美终带风尘耳。”
• 元好问在《感兴四首》中叹道：“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的“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他又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 辛文房《唐才子传》：“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

明清

• 袁宗道一生崇拜白居易和苏轼，题其书室为“白苏斋”，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其文曰：“人各有一适，汝性何独偏，爱闲亦爱官，讳讥亦讳钱莒。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谁能兼？裴相岂不达，发白力壮年。北窗高卧人，垂老缺朝餐。良无丘壑贵，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难平，梯米宁不然？一毛附马体，安问缺与完！角者夺其齿，飞者不能潜。鹏飞不笑莺，夔行不爱蚿，尔莫信尔意，两粥拥衾眠。”
• 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 在《唐宋诗醇》中，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认为白居易的《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中幅极尽理烦治剧之略，盖到郡经旬而规模已定矣，一结即先忧后乐意”，由此“乃知居易实具经世之才，而当时未竟其用，为可惜也。分司以后，时不可为，不得已托诗酒以自娱耳”。他还要求地方官将白居易的“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之言“录置座右”。

近现代

•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钱基博、陈寅恪、刘大杰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 洛阳龙门白园中一块落款为“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的碑立于1988年，并署了几个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轶事典故

投诗顾况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

有学者指出，顾况在贞元五年（789年）被贬为饶州司户，后又至苏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长安应举，因此如有投诗顾况之事，应发生于饶州或苏州，而非长安。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年）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竹筒寄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与邻近的几位刺史钱徽、李穰及浙东观察使元稹以诗唱和，来往传递都以竹筒盛诗，是为诗筒的典故。

句传鸡林

唐代新罗（鸡林） 商人来唐贸易时，尽力搜集购买白居易的诗，他们说，自己国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换一篇白诗，其中伪托的，宰相也能分辨出来。元稹感慨：“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主要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年～779年）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作品一览

• 《长恨歌》
• 《琵琶行》
• 《卖炭翁》
• 《赋得古原草送别》
• 《钱塘湖春行》
• 《暮江吟》
• 《忆江南》
• 《大林寺桃花》
•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 《直中书省》
• 《长相思》
• 《题岳阳楼》
• 《观刈麦》
• 《问刘十九》
• 《买花》
• 《望月有感》
• 《放言》
• 《池上》
• 《缭绫》
• 《南湖早春》

人物争议

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其远祖世系等问题，与《新唐书》《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相关记载，均存在较多矛盾。白居易的远祖问题错综复杂。一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为其祖父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即自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不过，白居易的这类提法，在当时就被李商隐怀疑。二为出自姬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两地距离甚远，这个分歧自宋就有学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也曾指出这个矛盾。因此，这一说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会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难言之隐大约是迫于当时阀阅观念浓厚，因此不惜采用附会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门第。

陈寅恪推测，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这种意见，并经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1982年，顾学颉发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进一步发展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更为坚实的材料。次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从总体上支持了陈寅恪、顾学颉等人的论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经过考证，薛宗正认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中，统率一支龟兹军队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终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后追赠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

人际关系

父祖

• 祖父：白湟。
• 祖母：薛氏。
• 父亲：白季庚。
• 母亲：陈氏，坊州鄜城县令陈润之女。

同辈

• 长兄：白幼文。
• 三弟：白行简。
• 配偶：杨氏，杨虞卿的从妹。

后辈

• 养子：白景受，过继白幼文之子。官至孟怀观察支使，生白邦翰。
• 三子：白阿崔，早亡，白居易有诗《阿崔》《哭崔儿》与《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
• 大女儿：金銮子，早亡，白居易为其撰写过《金銮子晬日》与《念金銮子两首》
• 二女儿：阿罗，嫁与谈弘谟，生有一女一男,丈夫早逝后回到父亲身边。白居易为其撰写过《吾雏》，亦为其子女写过生日庆诗《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与《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
• 孙子：白邦翰，司封郎中。白邦翰生白思齐。
• 曾孙：白思齐，郑州录事参军。

后世纪念

墓园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

塑像

重庆市忠县等地均有白居易塑像。

邮票

2009年9月13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唐诗三百首》特种邮票1套6枚，第3枚便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2015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诗词歌赋》特种邮票1套4枚，第3枚“居易醉歌”表现的是白居易《长恨歌》的场景，画面中白居易正赋歌哀叹唐明皇与玉环的爱情悲剧，背景为唐明皇和杨玉环同游的场景。

史料索引

•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 《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
• 《唐才子传》卷6